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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房屋在乡村社会中也是身份与地位的外化形式。在熟人社会的结构里，社会评价往往通过“可见的资本”来完成，新房的体量、层数、装修风格和装饰细节，不仅体现了家庭的经济实力，也成为家庭在村庄内部声望的象征。许多返乡者表示，即便父母对居住条件并无过高要求，但新房的建设依然是一件“必须完成的事”，因为这关系到家庭在宗族与邻里的面子。“面子”不是自己给自己的，而是个体要求别人对自己的尊重与顺从而得来。如果没有新房，便可能被视为混得不好，而一栋气派的新房则足以成为外出成功的象征，是向乡亲们证明自己混得好的证据，也是获得“面子”的一个行为模式。事实上，这类建房行为已超越了居住本身的需求，而是把在城市积累的经济资本和社会经验转化为乡村社会资本的过程，既满足了家庭的荣誉感，也在村落共同体中巩固了其社会位置。
在返乡建房的动机中，养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受传统乡村伦理的深刻影响，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供养上，还往往通过改善居住条件来体现。新建住房因此被视作子女尽孝的具体实践，是让父母住得体面和舒适的方式之一。对许多老人来说，新房既意味着舒适的生活空间，也象征着子女的成就与关怀，同时回应了村庄社会对孝道的普遍期待。此外也是为了自己以后返乡养老做准备，也在子女步入婚姻、可能产生代际分居或冲突的情况下，保留了一个稳定的家庭空间。尤其是在土地确权政策推行后，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获得了法律上的确认，建房就不仅是一种现实选择，更是一项稳固的家庭资产配置，因为农民基本上没有投资能力，建房不仅风险小，还能在通货膨胀背景下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返乡建房的持续兴起，已经在多个层面深刻影响了乡村社会结构与城乡关系。首先，在物质层面，它显著改善了农村住房条件。过去常见的砖瓦平房逐渐被多层小楼取代，村庄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外出务工经济回流的直观体现。其次，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看，返乡建房并不与城镇化相矛盾。相反，它折射出农民工群体在城乡间的“双栖”生存策略。一方面，他们在城市购置住房，以满足工作和教育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农村修建新房，为养老和身份认同预留空间。农民工并非完全脱离乡村，而是通过建房等方式维系与乡土的持续联系。某种意义上，返乡建房为城市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维度，它倒逼政策层面重新审视城乡发展模式，推动城镇化由单纯的人口集中向更加注重城乡协调、双向流动的阶段转型。最后，在治理层面，返乡建房不仅带来人口回流，也为农民工未来参与乡村治理奠定了基础。许多返乡者兼具城乡双重经验，他们既理解村庄内部的人情秩序，又熟悉城市中的制度规则与公共事务逻辑，这使他们能够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村级事务更契合现代治理需求，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与资源。
